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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及时发放贷款被判赔偿80万银行业忧心忡

2018-10-30 12:00:31

没及时发放贷款被判赔偿80万 银行业忧心忡忡我的钢铁

对金融生态研究的反思 银行坏账城市差异达十倍 上海宁波金融生态 80万元判决震动银行业 2005年1月,一个严寒的冬日。一份终审败诉的判决书递到了中国农业银行法律事务部负责人的手中,整个农行由此陷入了凝重和无奈。 在这份判决书中,某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认定,因为"怠于履行义务",没有"及时"发放贷款,使上诉方------一个欲从农行某支行获得扶贫贷款的种植养殖场的"合理期待落空",并因此造成了损失,法院终判定农行赔偿种植养殖场经济损失80万元。 一起并不复杂的合同纠纷,一个数目不大的赔偿官司,却让整个银行业忧心忡忡。 "此案的判决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虽然我国不是案例法的国家,但一个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对于此后类似案件的处理,仍有较强的示范效应。因此,这一判决带来的后果,决不仅仅是农行80万元的损失,其对整个银行业的恶劣影响不容低估。"农行法律事务部的有关人士告诉。 "农行案"的发生,让人们对金融业发展外部环境的审视和反思,再度升温。 司法裁判"加压"生存环境 "农行案"发生的过程当中,一个由现任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率先引申并提出的全新概念------金融生态,正慢慢引起人们的关注。为揭示和描述这一包含金融风险成因及表现的全新概念,探寻国内重要城市在金融生态环境体系中各自的"坐标",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课题组。在金融所所长李扬等专家的主持下,历时半年多时间的调研、讨论和撰写,社科院金融所完成了我国系统研究城市金融生态环境问题的课题。 根据课题报告《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对50个大中城市样本的分析,在城市金融生态九大类构成要素中,法治环境因素以0.194961的贡献弹性高居榜首,极大地影响着地方金融生态环境。 "可怕的不是出事,而是出事之后司法部门无法有效介入,无法形成有效的司法救济。"针对法治环境中重要的司法裁判的及时性和公正性问题,李扬这样认为。 李扬的担忧恰巧在"农行案"上得到印证。 该案一审中,种植养殖场起诉称,因农行某支行未按当地政府扶贫办文件发放贷款,并在贷款合同缔结过程中恶意磋商,导致所需资金不能落实,使该场种植的作物因无资金购置保暖设施被冻死,因而要求法院判令农行赔偿其全部经济损失。农行则答辩称,该行作为商业银行,对扶贫贷款的发放享有自主权,并在《贷款通则》规定的期限内答复不予贷款,不存在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恶意磋商的行为,种植养殖场的损失与其无关。一审法院支持了农行的观点,原告败诉。 案件上诉至二审法院,二审法院则认为,种植养殖场曾取得过扶贫贷款,其有理由对获得贷款批准抱有更大期待;农行的贷款审定虽未超出《贷款通则》第23条规定的中期贷款答复期限,但仍属未及时答复,违反了基于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先合同义务;农行怠于履行义务,未给种植养殖场留下合理的时间,在使其对获得扶贫贷款的合理期待落空的同时,也让种植物的越冬保护处于更大的风险之中。法院据此判定,农行应对种植养殖场损失200万元的40%即80万元承担赔偿。 这一判决结果在让农行大感意外的同时,也让其他商业银行大为不解。 针对此案,来自银行界的观点几乎异口同声。他们认为,为确保贷款的安全,商业银行有权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进行严格审查,同时有权要求借款人提供担保,这既是商业银行的权利,也是其义务。上述判决在法定贷款答复期限之外,缺乏常识地给银行贷款审查、审批程序另行确定了一个不合理的期限,将借款人自己应当承担的经营风险转嫁于银行,于法无据,于理不合。 这一判决结果,让包括农行在内的所有商业银行,再次真切地感受到了司法判决给生存环境和自身发展带来的压力和挑战。 法律缺失威胁银行债权 如果说不公正的司法裁判常常让商业银行无奈且无助,而法律缺失的尴尬,又成为严重恶化法治环境的又一诱因。 很长时间以来,出台一部全新的《破产法》,让法律的"铁面无私"吓退那些企图通过破产恶意逃废银行债务行为,一直是商业银行心底的愿望。在法律缺失的背后,一些不法企业正是瞅准这一空隙,大玩"假破产"的把戏。 "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便捷、的办法。通过破产,我们的企业基本上都搞活了,而且产值、收入、利润、税收都大幅度增加。"这是四川省中江县丝绸公司违法破产案遭严肃查处后,该县县委副书记周英的一段"实话实说"。尽管已经过去了4年,但是这起案件仍是描写"假破产"的例子。 周英提到的"捷径",就是使一家"四川省贸易企业效益30强"企业在短期内实现"非正常死亡",通过假破产,逃废银行债务3419万元的事件。 企业"猝死"为逃债。案件真相大白后,该案被定论为一起由地方政府牵头策划、地方财政部门提出主张、当地法院积极配合的令人匪夷所思的赖账行为。应该说,在暴露地方金融生态的原生态过程中,"中江案"极具典型性。 所幸的是,"中江案"得到国务院的高度关注,在人民法院和中国人民银行的介入下,迅速得到了查处和改正。所不幸的是,这一个案所凸显出的法律缺失问题,已经严重恶化了地方金融生态。一位国有商业银行的人士介绍说,由于地方政府的强力介入,尤其是地方法院的不作为,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仅内蒙一地就接连发生了9起国企集体"假破产"的事件;即便在金融生态相对较好的江苏省,某市自推行所谓的"两个买断"以来,也已造成市内各家银行70亿贷款被悬空和逃废。 有人援引中国人民银行今年年初的一个统计称,我国每年因逃废银行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大约在1800亿元。 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 好在新《破产法》经过"十年长跑"式的立法过程,已经顺利完成了二审。然而喜中也有忧。《破产法》中关于劳动债权优先于担保物权的规定,又让金融监管部门如鲠在喉。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项俊波对此直言不讳。他认为,如果劳动债权优于担保物权,其直接后果就是银行债权追索难,不良资产回收率低,从而导致金融机构债权人消化不良资产的能力弱化,形成金融风险的诱因。 "对担保物权保护的漠视会破坏法律的基本规则,冲击经济主体对于担保制度作为一道保护措施的信任。而过于严格的破产条件使得债权人不能及时、有效地提出债务人破产的申请。将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和明显缺乏清偿能力规定为破产条件,往往会使企业已经不可救药时才能进入破产程序,这会错过对企业实施重组或和解的机会,同时这也会错过对金融机构债权人利益实现化保护的机会。"项俊波对此不无担忧。 金融执法考验法律效力 法律是一种信仰,失去了这种信仰,缜密、系统的法律也会变成一张白纸。如果说现行金融法律体系中征信立法、破产立法方面的缺失是遗憾,那么已有法律不能得到执行,就是对信仰的亵渎。 《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总报告列举了目前金融执法所面临的现状:首先是执行时间长,程序复杂。违约时债权的执行时间过长,往往造成担保物价值降低,对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都不利。 其次是执行费用高。金融机构通过法律诉讼伸张债权,除了立案、诉讼保全、执行等环节需要先垫付费用外,在案件审判或执行阶段,往往还需支付鉴定、评估、执行物过户等费用,收费的环节多而且费率高,导致诉讼费用基本要占到诉讼标的金额的10%至20%,而且,常由于债务人无意或无能力偿还,变为金融机构自己负担。 第三是抵债资产回收效果差。有资料显示,相对于违约贷款的价值,过去两年某省金融机构的各种抵债资产的总回收率平均仅为50%;通过法律程序执行的抵债资产总回收率平均为48.9%;第三方保证的总回收率平均仅为39.7%。 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司长陈小云指出,除此之外,金融执法环境不佳,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干预严重,也是导致金融执法现状难尽人意的原因。 "法律和制度环境的缺陷,促使地方政府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对中央控制的公共金融资源的竞争上,特别是在所辖企业面临逃废债的法律诉讼时,这些‘父母官’往往会选择充当地方企业的保护伞。"一位研究金融法律的人士这样对表示。 司法判决的顺利执行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内涵和体现。包括金融案件在内的案件"执行难"问题,已连续数年引起权力机关的高度关注。据全国人大提供的数据,在开展"执行年"活动的1999年,当年1至10月共执结案件165万件,同比提高4.39%,但仍仅为67%。民事经济案件的执行率更低。从全国范围看,近年来未执结案件数量呈逐年大幅度上升之势,由此引起的负面效应十分明显。 数年时间执结一起案件,算得上我国司法的独特"风景"。在这道"风景"中,银行的债权经受着考验,人们的耐心经受着考验,法律的权威也在经受着考验。 "中江案"早已合上案卷,但它注定要被作为影响正常金融秩序的典型案件被人们一再提及;"农行案"虽已结案,但当事一方的中国农业银行还在为维权奔走忙碌,他们的理由和主张已经引起了银行业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金融业改革和金融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已经由一起起活生生的案件,演变为一个足以影响整个金融发展的大问题。 几乎与《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总报告脱稿同时,凝聚着众多愿望的"十一五"规划纲要也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之中,"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主题代表了全社会的共同心声。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同时,整个"十一五"期间,中国将面临许许多多的"两难":发展与资源、开放与摩擦、机遇与风险……金融业也不例外。在这样的背景下,改善金融业生存的法治环境,进而创造适应其发展的生态环境,一个又一个严肃的课题,等着人们给出答案。(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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